城市与地方观察

山如何围住徽州，水如何把人送向远方

春节前后走过绩溪以后，我带着关于宗族、徽商、教育和地方人物的问题再次进入徽州。这一次，问题从绩溪延伸到歙县、黟县、休宁和屯溪。

行走时间：2026 年 8 月地点：黄山、歙县、黟县、休宁、屯溪方法：现场观察＋博物馆参访＋资料研究

群山环绕下的徽州村落与田野 — 群山环绕下的徽州村落。继绩溪之后，我继续沿着村落、宗祠、牌坊、商路和人物故居，理解这里的人怎样生活，又怎样走向远方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走进徽州。

春节前后，我走过泾县和绩溪。在绩溪博物馆，我们看了一整个上午，仍然没有完全看完。展厅里密集出现的商人、官员、学者、技艺传承者和科学家，让我第一次认真追问：为什么这样一个并不大的县，会连续出现这么多不同领域的人物？如果只看胡宗宪、胡雪岩、胡适或程开甲，每个人都可以被写成个人奋斗的故事；可当他们和更多名字一起出现在同一座县级博物馆里时，“地灵人杰”就不再是答案，而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。

后来走进龙川胡氏宗祠，冲击变得更加具体。我自己的家族记忆往上追溯几代，很快就会模糊；在那里，一个家族却通过宗祠、族谱、牌位、牌坊和仪式，把迁居、支系、功名人物与家族期待保存了很久。那时我开始明白，一个地方对人的影响，就藏在这些每天能够看见的东西里。一个孩子从小反复看见谁被写进族谱、什么成就值得立坊、家族怎样挣钱又怎样供人读书，这些空间和故事会悄悄告诉他：什么样的人生值得追求。

几个月后二刷安徽博物院，我又一次看到祠堂、牌坊和徽商。展柜没有变，观看它的人却已经不同了。第一次参观时，我只知道祠堂、牌坊和徽商这几个名称；去过绩溪以后，再看到展柜里的内容，我会想起真正走过的宗祠、村落和街巷。那次经历以后，我很想继续往古徽州腹地走，去歙县、黟县、休宁和屯溪，更深入地了解徽州的宗祠、商业、教育和地方生活。

所以，这次来到黄山，我从一开始关注的就不只是山。我当然走了黄山，清晨出发，从后山上、前山下，经过光明顶和西海大峡谷；但下山后的下一站就是歙县。真正想继续寻找的，是横在练江里的渔梁坝、徽商留下的宅院、棠樾的牌坊、宏村与西递的水系，以及陶行知、黄宾虹、戴震这些从徽州走出去的人。

我想知道：山水怎样改变一个地方的谋生方式，商业财富为什么会流回祠堂和书院，一套评价标准怎样进入普通人的生活，而一个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继承、反思甚至走出故乡为他准备的道路。

行走地点

这次的行走不按日期展开，但这些真正到过的地方需要留下来。它们不只是“打卡点”，也是后文每一个问题的来处。

黄山：光明顶、西海大峡谷
歙县：徽州古城、徽州府衙、渔梁坝、徽商大宅院、棠樾牌坊群、黄宾虹纪念馆、陶行知纪念馆、徽州历史博物馆、歙县博物馆
黟县：宏村、西递
其他打卡地点：宣砚文化园、来龙山
休宁、屯溪及周边：潜口民宅博物馆、西溪南古村落、屯溪老街、戴震博物馆、休宁状元博物馆、徽州文化博物馆、中国徽菜博物馆、黄山市城市展览馆、屯溪博物馆、中共皖南特委旧址纪念馆

一、山围住徽州，水给它留了一条路

从绩溪到歙县、黟县和休宁，最直观的共同背景仍是山。山带来了木材、茶叶和药材，也意味着耕地有限、交通不便。一个人若只守着家门口的一小块土地，很难养活不断扩大的家族。徽州人后来大规模外出经商，与其说是天生善于做生意，不如说是山地环境先把一道现实的选择题摆在他们面前：要么在有限的土地上彼此争夺，要么沿着水路走出去。

水因此不只是风景，而是一套真实的生活条件。

渔梁坝：同一道坝上，为什么有的水急、有的水缓

到渔梁坝时，我没有立即看懂它。

我看到的不是简单的“坝前水缓、坝后水急”。整道石坝横在练江里，却并非平整的一整块。水从不同坝段流过：有的地方落差明显，水流集中而湍急；有的地方坡面较缓，水薄薄铺开，流势也平稳一些。我当时觉得它似乎在“分水”，却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修。

回来查资料才知道，渔梁坝长约138米，下游面被修成宽缓的阶梯斜坡，坝上另有北、中、南三道水门。水门略低于坝顶，而且从北向南逐渐降低。水位不高时，河水先从较低处通过；水量增大以后，更多坝段才开始过水。

它不是把河水分进几条不同的水渠，而是让不同高度、不同坡度的坝段共同分担水流。落差较大、过水集中的地方显得急；宽缓的阶梯坝面则把水摊开，让它一层层往下走，减轻对坝脚和河床的冲击。

渔梁坝还会适当抬高上游水位，使码头附近在枯水时保持一定水深，方便停船和航运。它不是把水彻底拦住的水库大坝，而是一道低矮的石坝：水位低时从水门通过，水量大时再从更多坝段越过，而且不会一下子猛冲到坝脚。

这时再回头看徽商，我才真正理解：山把徽州围在里面，练江和新安江却把人、货物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。徽州人走出去，不只是因为有冒险精神，也因为脚下已经存在一条能够使用的水路。

黄山峡谷中的峰林与云雾 — 从绩溪再到黄山脚下，山始终是理解徽州的背景：它带来资源，也造成阻隔；水路则把村落、商路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。

宏村：水不只通向远方，也进入日常生活

宏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“出片”。进村先见南湖，水面开阔，拱桥和粉墙黛瓦一起落进倒影；走到村中又见月沼，水面更小，房屋围着它展开，景色显得紧凑而安静。

如果只把南湖和月沼理解成风水景观，就容易忽略水真正进入村庄生活的方式。宏村的水圳沿着街巷流动，经过许多人家门前，连接月沼与南湖。它曾经承担洗涤、消防、灌溉和生活用水等功能。村庄不是先盖好房子，再找一些水来装饰，而是把水路纳入整体布局，让它成为日常秩序的一部分。

渔梁坝与宏村可以放在一起看：前者解决徽州人怎样沿水路走向外部，后者解决留在村里的人怎样把日子组织起来。徽州人没有搬走大山，而是在水能够到达的地方，一点点修出自己的生活道路。

宏村月沼与环水而建的徽派民居 — 宏村月沼。水面不只是村落景观，也处在生活用水、消防与空间组织形成的系统中。

二、徽商赚到的钱，为什么最后变成了宅院、祠堂和书院

徽商最兴盛的时期大致在明清。盐、茶、木材、典当等生意需要大量资本，也需要跨地区的信息、信用和人际网络。徽州商人常以同乡、宗族和姻亲关系组织商业：初到异乡的人可以借助熟人找到落脚之处，商号也能通过家族关系寻找可靠的掌柜和伙计。

但徽商真正特别的地方，不只是“抱团”。他们把经商所得持续带回故乡，修宅、建祠、办学、培养子弟。财富并没有停留在某一个人的账本上，而是逐渐变成家族的房屋、声望、教育机会和政治关系。

徽商大宅院：一座房子里装着一整套家族秩序

徽商大宅院是这次旅行中最令我震撼的地方之一。

它实在太大了。门后还有门，天井连着天井，厅堂、书院、家祠、戏台和花园不断出现，走在里面很快就会失去方向。我一度很难想象，这竟然会被称为“商人的宅院”。

经讲解后，原本只会被我看成老房子和雕花的东西，逐渐变成一个可以理解的生活世界：什么人从哪一道门进入，哪间厅堂用来会客，家族仪式在哪里举行，孩子在哪里读书，砖雕、木雕和石雕又借用了什么故事来表达家族愿望。

它给人的反差是，外面依然是粉墙黛瓦，甚至显得克制，内部却极其讲究。传统社会对住宅形制和身份有明确限制，商人即使富有，也不能随意把房子盖成官府或宫殿的样子。于是，财富更多地进入门楼、梁架、窗棂、隔扇、家具和“三雕”。豪华不是站在远处一眼看尽，而是走进去以后才一层层展开。

这里常被概括为“官商一体”。但它不是每一位徽商都同时做官和经商，而是商、儒、绅、官之间存在一条流动的道路：第一代在外经商，积累财富；回乡后修祠、办学、请老师培养子弟；下一代通过科举进入官场，或者获得地方士绅身份；政治关系和家族声望又反过来为商业提供信息与保护。

所以，这座宅院不只是一个有钱人的住所。它还要接待生意伙伴、供奉祖先、教育子弟、举行仪式并展示家族地位。商业、教育、宗族与政治，被共同写进了一座房子。

当然，它代表的是徽商中最成功的一部分，而不是所有徽商的日常生活。精美雕刻背后有工匠长期的劳动，大宅院的运转也依赖家族女性和众多服务者。高墙深院既保护财产和隐私，也划定了严格的等级与活动范围。它是财富和工艺的结晶，同时保存了传统大家族的秩序与限制。

徽州传统厅堂中的宴席陈设 — 厅堂、匾额、家具与宴席共同展示出徽州家族空间的礼仪秩序。

徽商为什么兴盛，又为什么衰落

徽商的兴起，离不开明清时期的制度和交通条件。盐业等特许经营需要商人垫付资金、组织运输，也需要与官府建立稳定联系；宗族网络则为长途贸易提供信用和人才。徽商擅长的，是把资金、货物、同乡伙计和官府关系组织起来，把生意做到徽州以外。

它的优势后来也逐渐变成了限制。

近代以后，铁路、轮船、现代银行和通商口岸兴起，商业世界换了基础设施。依赖内河航运、传统票号、官府特许和宗族信用的旧模式受到冲击。太平天国战争又严重破坏了江南市场与徽州本土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商业信用过度依赖某个官员或某项政策时，政治关系一旦改变，原本互相支撑的网络也可能迅速转为风险。

胡雪岩的经历正能说明这一点。他借助官场信任承办军需、筹款和采办，又经营钱庄、药号和生丝，生意迅速扩张。但生丝买卖受挫、钱庄现金吃紧以后，储户集中取款；过去帮助他建立信用的政治关系发生变化，也没有人再替他稳住局面。

他的故事并不是在证明“经商必须找靠山”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：政治关系能够放大商业能力，也会放大商业风险。如果一家商号的信用主要来自某一个人，那么那个人失势时，整个体系也会随之动摇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徽商并非简单地“被时代淘汰”。他们曾经非常适应明清的制度与交通条件，只是近代商业的道路、金融工具和权力结构一起发生了变化。一个群体过去越成功，越容易相信原来的做法仍然有效；而当大势改变时，最难放下的恰恰是曾经使自己成功的方法。

三、牌坊表彰了谁，又要求谁付出代价

棠樾牌坊群给我的感受很复杂。

七座牌坊沿道路排列，将“忠、孝、节、义”变成可以看见、可以穿行的石头秩序。其中与女性节孝有关的牌坊尤其让我停下来。讲解中提到，一位鲍家媳妇长期守节、抚养前妻留下的孩子，晚年又拿出积蓄整修家族祖墓，家族上报朝廷，最终为她建立节孝坊。

站在牌坊前，我感受到的不是单纯敬佩，而是一种压抑。作为今天的女性，我无法接受把女性的一生压缩为是否守节、是否牺牲。但如果只用今天的语言责骂古人，又容易漏掉另一层事实：身处那个时代的人，生活在一套极其明确的评价标准中。在那套标准里做到极致，需要常人没有的忍耐和意志，也会获得当时社会最高等级的荣誉。

真正值得追问的，不是社会要不要评价标准，而是标准要求谁付出代价，以及一个人有没有拒绝的余地。

清代女性若不愿守节，可能承受家族压力和名誉惩罚。今天的人不再为“贞节”立石坊，却仍可能被学历、收入、学校和职业排出另一套名次。牌坊并没有完全消失，只是从村口的石头，变成了许多人心里的刻度。

这也是我理解程朱理学时的一点变化。程颢、程颐和朱熹最初试图回答的是：道德从哪里来，人怎样通过读书、反省和自我克制成为更好的人。它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统治者专门设计的控制工具，甚至也包含对官员和统治者的道德要求。

问题出现在一种思想被固定成制度以后。复杂的道德讨论被压缩为统一规范，再通过科举、家族、地方舆论和国家表彰进入日常生活。原本要求人自我修养的学问，也可能逐渐变成要求别人服从的语言。批判程朱理学，不必把它的全部思想一笔抹去；更重要的是看清，一套鼓励自律的道德，怎样在权力手中变成了约束他人的工具。

稻田旁依次排列的棠樾牌坊群 — 棠樾牌坊群。牌坊把抽象的“忠、孝、节、义”变成村落中可见、可穿行的秩序。

四、徽州与福建：同样重视宗族，为什么留下的建筑不同

看到徽州密集的祠堂和牌坊，我也想起了福建老家的祭祖、扫墓和土楼大堂。

福建许多地方同样重视血缘和祖先。土楼里的大堂可能供奉祖先画像和牌位，重要节日举行祭祖仪式，家族也会上山扫墓。它未必总以一座独立而宏大的祠堂出现，有时祖先空间就嵌在住宅内部，和家人的日常生活放在一起。

两地虽然留下的建筑不同，却都在处理几件很实际的事：祖先怎样被记住，亲族之间怎样互相帮忙，年轻一代怎样知道自己来自哪里。

差异则与地方社会的资源和表达方式有关。徽商长期在外经商，成功以后把财富带回故乡。修祠、建牌坊、编族谱、办族学，是证明家族地位、连接商业网络和培养后代的重要方式。徽州又深受科举与士绅文化影响，宗族更愿意把财富变成具有公共象征意义的建筑。

福建宗族则常与侨乡网络、海上贸易和聚族而居的防御性住宅结合。土楼本身既是住宅，也是一大家人共同生活的空间。祭祖大堂位于建筑中轴线上，不需要再与日常居住完全分离。换句话说，徽州宗族更容易被“刻”进祠堂、牌坊和宅院；福建宗族则常被“住”进一座共同生活的建筑里。

今天，年轻人与宗族的距离普遍拉大。人们外出求学和工作，生活资源更多来自学校、公司和城市公共服务，而不是族内互助。宗族原本承担的救济、教育、调解和安全功能，也逐渐被现代制度替代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传统都只能被当作陋习丢弃。值得保留的未必是族长权威和等级秩序，而可能是亲族共同照顾老人、支持下一代、保存地方记忆的能力。传统真正有生命力的方式，不是要求年轻人原样服从，而是把仍有价值的部分转化成更自愿、更平等、更有边界的互助。

五、休宁为什么在清代集中出现状元

休宁有“中国第一状元县”之称。面对这样一个数字，很容易把原因归结为当地人聪明、刻苦，或者风水特别好。但如果把各朝代放在一起看，就会发现休宁状元在清代更为集中。这说明它不仅是一种地方文化现象，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。

休宁人并不是到了清代突然变聪明了。

宋明以来，当地已经积累了县学、书院、族学、私塾和文会。到了清代，徽商财富更加成熟，一些家族能够长期供养子弟读书，承担请老师、购买书籍、赴外赶考以及多次落第的成本。商业财富进入教育以后，个人努力才有机会持续多年。

宗族也不仅提供钱。族谱中的功名人物成为后辈可以模仿的对象，族学提供基础教育，同乡和师友网络则传递考试信息与文章训练方法。当一个地方已经有许多人走通过科举道路，后来者面对的便不再是一条完全未知的路。

与此同时，清代科举制度长期稳定，所考查的经书、文章与书法，恰好与徽州数百年积累的教育传统相匹配。地方准备与时代规则在此时发生了重合，休宁才出现状元相对集中的现象。

这件事对今天仍有启发。

我们习惯把成功讲成个人奋斗的故事，却容易忽略一个人是否拥有稳定的学校、可信任的老师、可以模仿的前辈、失败后再试一次的成本，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。时代大势不会替一个人完成努力，但会决定什么样的努力更容易得到回报。

一个地方真正值得建设的，也不只是等待少数天才自行突围，而是让普通人获得更好的起点和更多次尝试的机会。清代休宁没有只等待寒门子弟凭天资改变命运，而是通过商业财富、宗族支持、教师和同伴网络，提高整个地方的人才出现概率。

所谓人才辈出，从来不只是“出”来的，也是被一套环境托举出来的。

休宁状元博物馆中的清代进士名录。密密麻麻的名字，比“状元县”三个字更直观地说明：当地的科举传统，不是几个人的偶然成功。

六、从徽州走出去的人，怎样把故乡变成一生的问题

这次旅行中，我还参观了陶行知纪念馆、黄宾虹纪念馆和戴震博物馆。比起罗列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，我更关心的是：他们从怎样的家庭和地方出发，在人生的岔路口做了什么选择，又遇到了哪些老师和朋友。

陶行知：走出乡村以后，又回到乡村

陶行知出生于歙县一个普通家庭。早年的乡村生活让他很早看到贫困与教育之间的关系。后来，他进入金陵大学，又赴美国学习教育，接触杜威、孟禄等人的教育思想。

按照当时的道路，他完全可以留在大学里做一位收入优厚、地位体面的教授。但他逐渐意识到，中国绝大多数孩子生活在乡村，而现代教育资源却集中在城市。1920年代，他换下西装，穿上布衣草鞋，投身平民教育与乡村教育；后来创办晓庄学校和育才学校，把教育变成一场真实的社会实验。

陶行知最有力量的地方，不只是提出“生活即教育”“社会即学校”“教学做合一”，而是他愿意为这些判断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大学教授走进乡村，并不是体验一次贫困，而是把自己的职业、收入和社会位置重新押在一个问题上：普通孩子怎样才能真正获得教育？

他的师友圈也随着人生问题而改变。早期老师帮助他理解传统经典和现代教育，后来办学时，他需要的则是能够一起寻找校舍、筹集资金、组织课程和保护学生的同行。思想上的老师把问题交给他，行动中的伙伴帮助他把问题变成学校。

陶行知让我重新理解“努力”。说一个孩子不够努力很容易，真正困难的是继续追问：他有没有一张安稳的书桌，有没有遇见愿意认真教他的老师，有没有看见读书之后可能通往怎样的生活？教育不是替个人努力找借口，而是把努力发生以前所需要的条件也摆到桌面上。

陶行知从杭州、南京到美国的游学路线展陈 — 陶行知从杭州、南京到美国的求学路线。后来他放弃安稳的大学教职，回到乡村办学；这个选择，也与他一路看到的教育现实有关。

黄宾虹：所谓大器晚成，是许多经历终于汇成一条河

黄宾虹出生于徽州商人家庭。家藏书画、徽州的山水与新安画派，让他很早就接触到书画与徽州画风。但他的人生并不是从少年学画一路顺利走向大师。他做过文书，参与过地方事务，也在上海从事出版、编辑、鉴定和美术史整理。

这些工作看起来离“成为大画家”有远有近，却都训练了他的眼睛。早年在扬州，他接触收藏、拜访老师、观看真迹；后来进入出版界，他又得以接触大量古代作品。汪宗沂给他经史根底，陈崇光、郑珊等人教他具体用笔，收藏家和古画则一次次纠正他的判断。

黄宾虹晚年的画以浓密、浑厚的积墨著称，年轻时却长期没有得到相同程度的认可。所谓大器晚成，并不是一个人在晚年突然开窍，而是几十年里看过的画、走过的山、做过的编辑、研究过的金石和经历过的时代，终于在他的笔墨中汇到一起。

他提醒我，人生中并非只有能够立即兑现的经历才有价值。有些积累不会马上给出答案，却可能在很久以后成为一个人最难被替代的部分。

黄宾虹纪念馆中的沪上春秋生平展板 — 黄宾虹纪念馆中的“沪上春秋”展板。他在上海生活近三十年，办报、编辑、组织书画团体，也因此接触到大量古画和同行。

戴震：一个十岁孩子的追问，后来变成了一生的方法

戴震出生于休宁。他十岁读书时，老师讲朱熹的《大学章句》，说某一部分是孔子的话、某一部分是曾子的意思。戴震没有直接背下来，而是问：“怎么知道？”

老师回答，因为朱熹是这样说的。戴震又问，朱熹是什么时候的人，孔子和曾子又是什么时候的人？得知两者相隔近两千年后，他继续追问：既然隔了这么久，朱熹凭什么确定哪些话是谁说、谁记录的？

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，不是一个孩子“问倒了老师”，而是老师没有因此压住他，反而找来字书和《说文解字》给他读。从此，戴震逐渐养成一种习惯：遇到古书中的说法，先弄清文字在当时的含义，再判断后人的解释是否站得住。

这种方法并不抽象。比如有人用“天理”要求一个人压下所有正常情感，戴震会先去查：古人所说的“理”原本是什么意思？经典是否真的提出了这样的要求？还是后来的解释者把自己的主张装进了古书？

他不是为了反对权威而反对权威，而是要求权威也拿出证据。

戴震后来遇到江永等学者，进入更广阔的学术网络；段玉裁又向戴震问学，后来长期研究《说文解字》，并为老师整理年谱。师承在这里不是“认识一位名师”，而是同一个问题被几代人继续追下去：老师把学生领进门，学生走出自己的道路，后来者再沿着这条路接着研究。

戴震博物馆中的师友介绍展板 — 戴震博物馆中的师友介绍。从江永等老师到程瑶田等朋友，戴震的学问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做成的，而是在不断请教、互相讨论中慢慢形成的。

七、从绩溪到黄山，问题还在继续

这次行走并没有推翻我在绩溪形成的理解，反而让许多问题有了更具体的形状。

在绩溪，我先被“邑小士多、代有闻人”震动，想知道一个小县为什么能持续产生人才；到了休宁，清代集中出现的状元让我进一步看见，人才并不是从土地里自然长出来的。商业财富、宗族支持、学校与教师、可以模仿的前辈，以及一个长期稳定的考试制度，共同提高了人才出现的概率。

在龙川胡氏宗祠，我第一次具体感受到家族怎样保存记忆；到了棠樾，牌坊又让我看见，保存记忆的同时也意味着选择谁被纪念、用什么标准评价一生。宗族既能提供信用、教育和互助，也会带来等级、性别限制和对个体的规训。只有把托举与束缚同时看见，徽州才不会被写成一则漂亮的成功学故事。

在仁里，我曾经看到鱼灯在街巷中巡游，当时只觉得热闹又陌生；这一次在西递，我又跟着鱼灯走到宗祠前，看它停下来举行仪式。两次相隔几个月的现场，让我意识到，传统不只存在于博物馆、宗祠和名人故居，也存在于今天仍有人愿意制作、抬举、观看和庆祝的共同生活里。

这些前后相接的见闻，让我越来越确信：地方从来不只是人物故事的背景。

山地环境推动徽州人外出，水路决定人和货物怎样流动；商业财富进入宅院、祠堂和书院，改变了家族组织方式；科举制度与地方教育传统相遇，托举出一批状元；而礼教、牌坊和宗族，又为每个人规定了什么值得追求、什么会受到惩罚。

陶行知、黄宾虹和戴震都离开了故乡，却没有把故乡丢掉。

故乡给陶行知留下乡村孩子为什么读不起书的问题，给黄宾虹留下新安画派、家藏旧画与黄山云烟，也给戴震留下经学传统以及一个孩子面对权威解释时的疑问。离开以后，他们遇到新的老师、朋友和时代问题，才把早年看到和学到的东西慢慢变成自己的事业。

一个人当然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，也无法选择最初进入怎样的家庭和时代。但人可以在走出去以后，重新理解这些条件：哪些东西曾经托举了自己，哪些东西限制了自己，哪些问题值得用更长的时间继续回答。

我喜欢这样的行走，并不是因为每到一个地方都能立刻获得答案。恰恰相反，很多时候我站在现场并没有看懂：在渔梁坝只看见几股有急有缓的水，在府衙只感到庄严，在牌坊前先感到压抑。回来以后再查资料、回想讲解、对照过去的经历，原本孤立的感受才慢慢连起来。

从绩溪到黄山，这条路还没有走完。一个人能走到哪里，既和自己的选择有关，也和他生在什么地方、家里能够提供什么、当时有哪些道路有关。我们能做的，是先把这些影响看清楚，再决定哪些东西愿意继承，哪些需要重新理解，哪些不应继续原样传下去。

在西递鱼灯巡游中举起鱼灯 — 西递鱼灯。旅行不是站在传统之外观看，也是在热闹、好奇与疑问中进入它今天的生活。

参考资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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